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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坎陷作为无执的存有  

2017-06-28 13:41: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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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恒进 人机与认知实验室

【作者简介 蔡恒进,1964年生。武汉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以及软件工程等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单位: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我们可以将哲学讨论的问题划分为“从0到1”(意识的起源)、“从1到无穷”(现世的超越)和“无穷”(彼岸的超越)这三类。儒家讨论最多的问题属于“从1到无穷”的范畴,寻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超越;而神教、佛教和柏拉图等讨论得更多的是“无穷”——寻求彼岸的超越;认知科学的研究集中于回答“从0到1”的问题,试图回答自我意识/智能(心灵/灵魂)从何而来。

   哲学世界中有很多建构,比如上帝、理念、真如和仁等等,这些内容能否在统一的框架下得到理解?也就是要回答,为何哲学先贤们能够想到这么多的内容,提出这么多不同的概念,但最终都是指向同一个方向(向善)的。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为信仰和宗教提供理据,更要能够真正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在这一点上哲学与科学的目的一致。儒家寻求在现世实现超越,这条路径实际上比其他思想体系更接近科学。 
    牟宗三先生第一次提出坎陷是在1947年,他称其为“良知坎陷”,或“良知自我坎陷”,讲的是圣人在形而上学的领域上升到一定境界,实现了自我的圆满以后,还是要回到普罗大众那里去普度众生,或者兼济天下,这对形而上的超越而言是一种扰乱,因而是坎陷,但对人类的良知本体而言又是一种加强。
    人的所有思维产物都可以被理解为认知坎陷:它们都是对真实物理世界的扰乱,但也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认知坎陷是指对于认知主体具有一致性,在认知主体之间可用来交流的一个结构体。例如可感受的特质“酸甜苦辣”,“夜色很美”等感受都是初级坎陷,一旦提出,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产生认同感。自我意识、宗教、信仰、国家意识等结构体都可以抽象为坎陷。财富、游戏规则也是不同的认知坎陷。
    认知坎陷也可以被理解为非线性动力学中的吸引子。非线性动力学真正被广为人知是因为气象学家洛伦兹,他在简化天气预测模型的时候提出了只有三个变量的演化方程。在求解这组方程时,他发现一些参数的微小变动可能会得到性质大不相同的解。这也就是蝴蝶效应的来源——南美洲上空的一只蝴蝶煽动翅膀可能导致北美大陆刮起龙卷风。这当然是一个夸张的、戏剧性的表达,但也说明这个方程对初始条件和控制参数非常敏感。洛伦兹得到的一类解被称为洛伦兹吸引子或者奇异吸引子。除了这些奇异吸引子以外还有一些平庸吸引子,比如钟摆在受空气阻力的情况下会慢慢停到一个最低的位置,这个最低点就是一个简单的吸引子。
    莱布尼茨当初试图用单子来描述人的思维,并认为单子构成了宇宙的基本单元。认知坎陷也有点像单子,描述的是思维世界的关系。思维世界的内容一旦产生就会非常有力量,虽然它们不像分子原子是物质世界的存在。例如一旦产生了“酸”这样一个概念以后,人们就会围绕着他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去做出他们认为最好的“酸”的食物。圣人、君子的概念一旦提出,就会有人开始朝这个方向实践,即使这些概念一开始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
    坎陷可以被分类,也存在各种关系,最重要的是,坎陷具有生命力,这是我们当初从自我肯定需求切入时就很幸运地明确理解的一点。我们先发现自我肯定需求,而后才理解到人的每一个思维单元都是一个认知坎陷。有了这些基础以后,我们就可以讲触觉大脑假说和认知坎陷的三大定律。触觉大脑假说揭示的是最原初的两个坎陷:“自我”和与之相对的“世界”。
     认知坎陷第一定律是:坎陷需要吸收别的坎陷来成长。这一点对应的就是自我肯定性定律,说明坎陷是需要成长的,而它成长所需要的营养就是别的坎陷。坎陷成长才能吸引住更多的认知个体,这个坎陷才更有生命力。
     认知坎陷第二定律可以叙述为:坎陷之中可以“开”出新的坎陷。一个坎陷可以开出与之相对立的坎陷;也可以开出一对新的坎陷;两个坎陷可以开出一个新的坎陷,这个新的坎陷既不是两个原有坎陷的交集,也不是它们的并集。
    从一个坎陷开出两个新的坎陷来,这一点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相变,例如铁磁相变。系统的势能函数一开始是一个单势阱函数,但是当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势能函数可以变成一个双势阱的,从而使得系统自发地选一个方向,形成铁磁性。原本的一个坎陷在不同的认知主体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些微小的差异,对这些差异的深入辨识有可能分出派别来,从而形成不同的坎陷。有的观点认为“鹅湖之会”只是单纯的意气之争,那便是将两者看作一个坎陷。但是,在一个大的知识体系中,细节的差异可以派生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学说,也就是两个坎陷。牟宗三先生提到佛学里的“一心开二门”和这个也很类似,“一心”可以开出“真如门”和“生灭门”,一个具有超越性,一个具有世俗性。在我们看来,从“自我”可以开出“左右”“前后”这样的概念对来。
     从一个坎陷也可以开出一个与其对立的坎陷出来。我们说一个人非常有人气,用英文讲是hot,但是英文里面的cool也是一个人受关注的另一种表达,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受关注,中文我们说这个人很酷。可见有了一个概念的某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也很可能会开出来。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有好的就会有坏的,有善的就会有恶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价值尺度和维度上开出与其相对立的概念来。在艺术形式上,也存在很多这种现象。比如说有人审美,当然也有人审丑,后者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范畴。
    从两个坎陷开出一个新的坎陷,很多创新都是这么来的。简单地讲,一男一女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庭的所有意识就可以看作一个新的坎陷,但它不是原来两个人坎陷的简单交集或者并集。这更像一个学习的过程,可能取某一个坎陷的某些特质,但绝不是简单的交集或并集。
    认知坎陷第三定律是:所有坎陷的集合构成最大的坎陷——坎陷世界,它是不停成长、不断完善的。第三定律也就说明我们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实际上在不停进步。坎陷开出来以后,的确不容易消散,除了成长以外,它可能被吸收、取代以及包含。除了一个文明(比如玛雅文明)彻底湮灭的极端情况,坎陷世界更不容易被损毁。历史上虽然有焚书坑儒或者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毁的惨剧,但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描述其实一直在发展和增多。我们相信进步主义,但进步不是对个人而言,而是对整个人类而言的。这也就意味着,真理是可得的,至善也是可以达到的。
 
无执的存有与坎陷世界
 
     牟宗三先生会通中西哲学,采用佛家“一心开二门”的哲学架构,构建了一个儒家式的“一心开二门”。他以“良知”本体作为根基,在此基础上,他把康德所谓的超越的观念论与经验的实在论转化,开出了两层存有论:“执的存有”——关于自然现象界的存有论,以及“无执的存有”——关于道德本体界的存有论。在他看来,“良知”统摄了“知性”和“现象”,“无执的存有论”统摄了“执的存有论”。
      牟先生首先将东方和西方的“存有论”亦即本体论做了区分,在他看来,西方的本体论是一种“内在的存有论”,即内在于一物之存在而分析其存有性,其重点在于知一物之何所“是”;而对于东方的存有论,则“不是就存在的物内在地分析其存在性,分析其可能性之条件,而是就存在着的物而超越地明其所以存在之理”。此处的“无执”则是借用了佛教概念,“执”指的是“固著于事物而不离”,“无执”取其反义。“智的直觉”与“感性直觉”是区分两层存有论的前提,“无执的存有论”是关于“物自身”的讨论,需要依靠“智的直觉”展开,因此并没有执着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
     在我们看来,“执的存有”的本质就是原子世界,而“无执的存有”对应的就是坎陷世界,这一区分使得牟先生的推进更加清晰简单。坎陷通过人的大脑产生,从物理的角度看,它是虚幻的,但是对我们主体来看,它是真实的。我们用坎陷来认知世界,用坎陷来思考。对于每一个认知主体而言,最开始的坎陷世界都是对原子世界的不完美的反映,是被原子世界统摄的。但因为认知主体的自由意志和主观能动性,坎陷世界的不断成长与开出使得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一方面不断和物理世界相近,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寻求超越,逐渐比物理世界更加强大。我们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坎陷世界也就最终实现了对原子世界的统摄。
    “良知”作为儒家形而上学的本体,是建构和理解儒家“无执的存有论”的关键。而我们从自我肯定需求推出坎陷需要滋养,由触觉大脑假说推出自我是最初的、最底层的坎陷。仔细观察古代丝绸所染的颜色,就能发现当时的人们能分辨的颜色的确和我们现在能分辨的颜色不一样,可见除自我以外的坎陷都是在变化的。相对其它的坎陷,“自我”也是最稳定的坎陷。
     我们不必拘泥于坎陷这个词本身,因为坎陷也可以做动词。自我其实也是坎陷,所以佛家有“去我执”的说法,还有基督教说人有原罪,都和自我有关,所以我们相信坎陷是把握精神世界、复杂世界的有力钥匙。比如说关于文化主体的问题,以及有人疑惑的马克思主义能否中国化、中西方文化到底能不能融合等问题,通过研究坎陷,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会变得更加清晰,那就是说要“开”出来,而不是单纯地将这些坎陷摆在一起,必须以某一个为立足点(虽然某一方最终可能会被吸附到另一方),但开始的时候必须要从“自我”出发。即我们是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记住这个世界,坎陷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工具。这也能够解决心灵哲学意向性的问题,对人工智能当然也会有所帮助。
    对认知坎陷的研究,还可能为中医、美学、艺术等创造开出新的哲学基础。比如说梵高当年画画的时候,并不被世人理解,但是其作品在他去世之后反而不断升值,实际上由他开出来的作品是美的,他的每一幅画都是一个坎陷,也只有他开得出来。而且这里强调一点为什么是“开”出?实际上开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针灸时,中国人可以有“酸”和“胀”两种感觉,而“胀”的感觉对西方人大多难以解释清楚。打太极的人,可能开出“气”来。但是开出来的东西,也可以不是很有效,但是我们总要试图去开。真正的创造就是开出新的东西。所以说诗人很重要的,你读他的诗,就看有没有开出新的东西。比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要表达这个意思,最好用白诗表达。苏轼开出了“文赤壁”,历史上的赤壁不一定在那里,但是“文赤壁”作为一个符号,挺立在那里,没有办法抹掉。
 
质朴性与支离
 
     无论是认知坎陷体系的提出,还是我们对牟宗三先生“良知坎陷”的深层理解,其背后的驱动力都是我们对质朴性的追求。物理学对质朴性的追求最早可以追溯到牛顿,到爱因斯坦,这一点被发挥到极致。在一定程度上,一个理论能否被接受就在于该理论是否具有质朴性。
     逻辑自洽性是大家的追求,但最重要的在于追求新的发现。物理学上就有几个例子,如光到底是粒子还是波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几百年,牛顿最早提出光是粒子,惠更斯发现光具有波动性,爱因斯坦认为光具有粒子性,到德布罗意,不仅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其他的粒子也具有波粒二象性,进而产生了量子力学。
    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觉得量子力学很难接受,提出 EPR悖论,虽然人们通过验证贝尔不等式证明爱因斯坦是错的,但是他关注的问题确实就是最关键的地方。现在的量子通信和未来的量子运算都基于量子纠缠。物理学中的一个传承是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这条关于时空的脉络和量子力学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相容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物理学是我们对宇宙最深刻的认识。
    牛顿也曾经讲:“最好准确地理解简单的情况,把复杂的事情留给后人。最忌试图通过建立一堆假设来理解所有的事情。”也有一个著名数学家说过,你当然可以提出一个很简单自洽的数学理论,但它可能一点用都没有。很多人受波普的证伪主义的影响,认为假如你的理论不能被证伪,就不是一个科学理论。日心说和地心说都不能被证伪,它们都可以对天体运动做出准确的预测。但是它们二者的差异就无关紧要么?如果没有日心说,就不会有后来的开普勒三定律,也不会有后来的牛顿万有引力,更不会有理性时代的开启和人们对于理性的追求。
    关于鹅湖之会,牟先生按照他的方式进行的梳理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向学生应当传达的是他的这种眼光,看到这种差别。假如我们一味地强调他们在大方向是一致的,那么学生可能认为这两者没有本质差别,这对于一个需要创新的时代来说,也算是一种流于支离(质朴性的反面)了。
     朱熹的言论更倾向于人的内心是空的,需要不断地填充,这其实和饱受诟病的中国教育是一致的,目前人工智能的思路也倾向于此。然而,教育重在理解而不是记忆,因为记忆只是大脑对现有知识碎片的简单堆砌,而理解才是真正的将信息融入自我意识,是真正的融会贯通,从这个角度看,以理解为核心的教育正是“发明本心”,是追求质朴性的体现;而填充式的教育乃至当前人工智能采取的类似“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发展思路,都会使得我们的认知流于支离。朱熹的观点更容易受到大家的认可,因而在后续的几百年一直占上风。但从南宋到最近,中国在思想上也的确鲜有创新,虽然不一定都是因为程朱理学,但我们认为这与他们哲学观不无关系。陆氏兄弟认为我们一开始本心并不是空的,我们需要的是将世界和本心连接起来。假如我们将0到5岁的经历补上,就会发现陆氏兄弟的观点更加接近人成长的本质,我们在教育中其实也更应该强调并且承认人的个性,因材施教。好在陆王心学这一脉传承了下来,我们现在需要强调它的重要性。
 
哲学的当代进路与会通
 
     西方的学术传统更强调对绝对性的坚持,理念、一元神、绝对精神等等络绎于途,这种坚持导致对终极原因的追寻,驱动人们对原子世界进行深入地探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现在知道原子世界是从宇宙大爆炸出发,演化出星系,进而演化出生命。然后再根据进化论,演化出高级智能。但是科学体系的每一次进步都在弱化对绝对性的坚持,西方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去魅化”的过程。所谓“上帝死了”,从“神本”走向“人本”。即便如此,从康德一直到胡塞尔那里,现象学仍然存在内部紧张。康德虽然指出理性接受了现象之后,使用自己的功能对其加工,但理性的来源必须搁置。胡塞尔同样不能实现对现象本质的把握。西方哲学的挣扎未必能够通过现代心灵哲学的转向而根除其脱离现世的传统基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进步也未必能够解决人心与机器之心的危机。奥地利学派在为经济学奠基时强调“有限理性”,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在阐释道德和人际关系的时候要引入“无知之幕”,人类改造世界的进程和现象本身在西方思想体系中如此“支离”,还是因为西方哲学没有能够找到一条进路,为彻底去魅后的“现世超越”完成奠基。
     本文所述的每一个理论体系都是一个坎陷,目前的问题是在这些坎陷之间能否进行会通。会通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在更底层用更简单的原理将他们统一起来,就像物理学里用麦克斯韦方程将电磁统一起来,统一起来就会有新的发现,比如发现电磁波就是光。牟宗三先生是在试图进行真正的会通,所以他在按照他的价值体系来对不同流派进行比较梳理。看起来他将某个小流派当作某一体系的主流,但那是因为按照他的价值观念,即我们追求的是现世的超越而非彼岸的超越,作为他的标准。我们认为现世的超越是更科学的,更有可能回答0到1的问题,更有可能回答我们的佛性和神性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新儒家学者坚持中国哲学这条进路的优越性,对中西哲学的梳理,为未来的会通打下了基础。

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几乎是从零开始,但随着二者交互的增加,自我不停地开出新的坎陷,整个坎陷世界在不停地进化、丰富和完善。我们知识有限,但世界仍然是可知的。我们更强调赤子之心、率性而为,更加面向未来。这一点与基于对未来恐惧的“无知之幕”或“有限理性”大异其趣。
      不仅如此,即使原子世界有限,坎陷世界仍然可以无限。坎陷世界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主动,而且坎陷世界中各个主体之间会互相博弈。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已经在非常强有力地改变着世界。所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要走向何方?我们能否达成共识并带领足够多的人走下去?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呢?假如能做出这样的机器,他们最终进化成什么?是具有佛性的?圣人性质的?还是类似于上帝的?我们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这是由我们所处的时代决定的。


【本文选自《求索》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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